云南貧困縣官員葬父 花費40萬宴請賓客五天(5)

中國網 作者：朱四倍

       1月3日，深圳公安局機場分局劉副局長正嫁女，擺下110桌酒席慶祝。副局長接受采訪時表示，賓客八成是村里親友，自己也有苦衷望記者體諒。此前，廉江市公安副局長陳錫照為慶祝喬遷，在宴請千余賓客，遭廣東省有關部門嚴查。（《南方都市報》1月4日）

　　深圳公安局機場分局劉副局長的話語充滿了“苦衷”，在“八成賓客是村民舊友，情面難卻”的前提下，希望記者理解，從新聞來看，記者似乎“理解了”，但是，公眾理解了嗎？關于官員宴席規(guī)定的政策制定者能理解嗎？更直接的問題是公眾能接受官員的“苦衷”解釋嗎？

　　事實上，官員話語之下的“苦衷”是以“人情世故”為前提的，是以“人情社會”的行事邏輯為基礎的，離開了這樣的邏輯，所謂的苦衷就不是“苦衷”，甚至成了“遮羞布”。那么，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官員的苦衷能成為消解各種政策規(guī)制的“法寶”和“籌碼”嗎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如果任由官員“苦衷”式話語的蔓延，在筆者看來，從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臺《關于嚴禁黨員干部利用婚喪喜慶大操大辦借機斂財的緊急通知》之類的規(guī)定，更不可能細化到了“領導干部如辦理婚喪喜慶宴請事宜，允許在至親好友范圍內，規(guī)模在10桌（含10桌，或100人）以內，特殊情況經批準可適當增加宴請人數，但最多不得超過15桌（或150人）”的程度，當然，也不可能做到年年重申。也就是說，種種政策的出臺恰恰針對的就是人情社會的行事邏輯。從中不難看出，深圳公安局機場分局劉副局長的“苦衷”話語沒有現實的正當性，也可以說是所謂的“苦衷”成了規(guī)避政策的說辭。(責任編輯：周傳金)